1978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外国经典文学名著的汉译本，旋即点燃了全国各地的读书热情。在那一系列汉译名著中，最为人注目的便是这本共印刷了15次，印数已达108万册的《基度山伯爵》。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水手辛巴德，以倾倒众生般的姿态吸引了无数中国人。
现已64岁、退休在家的徐德炎女士是这套书的编辑，最后四本书的编校都是由她一人完成的，谈起书的出版，其经历也如同基度山伯爵般一波三折。
1972年刚从湖北咸宁干校回来的徐德炎，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委任为这套《基度山伯爵》的总编校。到1974年时，书已形成。一本厚厚的一百几十万字的校样被送到了徐德炎手中。可在当时四人帮把持政局的形式下，能否出版一套这样的书，谁心里都没底，于是这本校样就保存在徐德炎手中，这一保存就是四年。
“当时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校样出来后，很厚的一大本，为了怕把它弄坏了，我特意在校样上打了几个孔，自己用手工把它装订起来，还用当时最结实的蜡光纸给它做了个封面。”
书出不来，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很多人都知道徐德炎在负责编辑这本书，而且书也很好看，于是纷纷来找徐德炎借校样看，于是这本校样便在社内传阅开了。再后来，回到徐德炎手中的这本校样，已被翻烂得不成样子，书页卷边，校样里的字迹有些已经模糊，看不清楚了，而用来做封面的蜡光纸早已不知了去向。
一直等到了1976年，四人帮粉碎了，徐德炎也从石家庄干校回到了北京。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了一份报告，用极谨慎的试探性的口吻征询，这本早已成型，已压在手中两年的校样是不是可以出呢？报告送上后，如石牛沉入大海，再也没了消息。
在继续传阅和等待中，盼到了1977年，这一年社里来了位新领导：周游。如同看到了新希望，徐德炎私下里向周游谈起了这份久久发不出去的校样，并向他推荐了这份极为好看的校样。看完后，周游表现了非常大的兴趣，他找到了徐德炎：“这本书挺好的嘛！我看可以出。”久置多年的校样终于盼来了第一丝曙光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这时，《世界文学》上发表了一篇批评《基度山伯爵》的文章，刚上任不久的新闻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同志，在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书后，召开了一个大会，在会上，他表示了与那篇文章同样的观点。
徐德炎带上校样，找到了陈翰伯，在当时，像这样越级报告是不允许的。提起这段经历，徐德炎仍然为她的勇气而自豪。她说服了陈翰伯同志看完校样后再发表看法。不久，陈翰伯就给周游同志去了电话，说这本书不是文章中说的那么坏，可以出。
1978年《基度山伯爵》第一次印刷，一下子就火了。用徐德炎编辑的话说：“唉呀，了不得，那个时候，编辑部的电话不断，来要书的，来买书的，把门槛都踏平了，好多读者写信来。有些读者非常的细心，比如在前几章提到的二百里弗尔，在后几章这个钱数不符，这点毛病都来信提出来。”
而那份破烂的，被传阅过无数次，盛载着那么多曲折经历的校样最后去了哪儿呢？“当时，知道书可以出了，就没再管那份校样了，可能是朋友借过去看，就再也没还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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